近期的纽约气候峰会提出中国人均碳排放首次超过欧盟。按照国际环保组织“全球碳计划”的估计，中国2013年的人均排放二氧化碳7.2吨，超过欧 盟的6.8吨。而按照总量计算，目前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欧盟和美国的总和，中国的碳排放占全球总排放的28%，而美国和欧洲分别为14%和10%。 因此，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减少碳排放，是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方面。

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 北、广东、深圳“两省五市”7个试点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目前7地碳排放权交易所均已运行，但是，截至2014年8月，7试点累计仅成交了二氧化碳排放 量1100万吨，成交金额4.5亿元，不仅量小而且履约的情况不是很好。试点增强了试点地区排放单位的节能意识，同时也暴露了试点中存在的许多问题。

首 先，碳交易缺乏成熟的法律支撑，试点地区各自为政，约束力较弱。不具备有法可依的碳排放控制制度，仅强制企业参与，无法形成真正的交易市场。此外，还需要 通过立法建立统一的碳排放管理标准，纠正各地区在试点中的企业范围、碳排放的核算体系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所发展等差异，扩大碳排放市场范围。

其 次，碳交易缺乏透明的市场信息，导致不确定性较大，也限制了市场交易。透明的碳排放信息是碳交易的基础，目前在碳排放信息的披露和履约上，市场开放的信息 严重不足。一方面，碳排放的统计核算体系还不够完善；另一方面，企业没有动力去报告这些数据。不透明直接限制了投资者进入碳排放交易，限制了市场规模。

从现状看来，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问题比较多，短期收效不大。那么碳税是否可以更有效些？

碳 税与碳排放交易机制作为减排的主要经济手段，两者的理论基础不同，作用的方式不同，减排的效果不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不同。碳税一方面提高化石燃料的成 本，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可以使得清洁能源与价格相对低廉的化石燃料相比，更具成本竞争力，进而推动清洁能源的推广。所以，碳 税和碳交易都能够促进节能减排和能源结构向清洁能源倾斜，但都有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以及存在成本分摊问题。因此，碳税和碳交易的选择或组合需要从四个 方面，即环境成效、成本效益、分配效果(公平性)和体制上的可行性进行考量。

碳税和碳交易机制都是试图通过市场经济手段来实现节能 减排的目标。碳税采取的是价格干预，试图通过相对价格的改变来引导经济主体的行为，达到降低排放数量的目的。而碳交易则采取数量干预，在规定排放配额的前 提下，由市场交易来决定排放权的分配。在完美市场的假定下(信息充分且不存在交易成本)，这两种减排机制的最终效果应该区别不大。不过，现实世界中信息不 对称及交易成本的存在，两种机制在成本和效果上的差异应该不可避免。

从减排成效来看，碳税可能使企业在采取节能减排技术措施的同 时，有可能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将新增碳税的成本转嫁给下游消费者，导致碳税只能增加财政收入而不能对排放形成有效约束。因此，碳税的效果具有相当的不确定 性。而在碳交易市场中，总排放配额是确定的，企业只能在市场上购入减排配额完成减排目标。与碳税相比，碳交易的减排效果相对确定。从这一意义上说，同一力 度的减排政策，碳交易的减排成效可能大些。当然碳交易的最大问题在于有效的碳交易市场需要时间培育，而培育过程中的减排成效比较差。

从 减排成本来看，碳税的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因为合理的税率确定，政府需要获得每个行业(企业)排放的成本，以及排放对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成本)，信息的 不充分会导致税率偏离合理水平，进而损害了碳税的有效性。与碳税相比，碳交易所需的信息相对简单，主要是排放配额的分配需要确认企业减排成本，但是通过采 用拍卖方法，在机制设计合理的情况下，企业减排成本应该可以在其报价中得到充分反映，无须政府再付出额外的信息成本。但是，碳交易体系有其他成本，包括需 要构建交易平台、清算结算制度以及相关的市场监管体系等基础投入，此外，碳价格的不确定性会增加减排企业的额外管理成本。因此，碳交易的整体成本可能更 大。

从短期的政策可行性看，碳税比碳交易机制可能会更有效率。控制温室气体获得的收益只能缓慢体现，而控制排放所付出的成本却是显 而易见的。政府通过设立碳税，并根据总体减排目标设定税率调整的时间表，可以使碳排放的成本变动可预测，而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明确未来的生产经营， 或进行相应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或淘汰效益低下的产能。与价格波动幅度巨大的碳排放交易相比，碳税更有确定性和效率。此外，碳税避免了棘手的减排配额的分配 问题，使得政府可以在成本可控的情况下，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通过税收水平的调整，来灵活实现减排义务。

因此，相比较下，碳税更适合目 前严峻的气候变暖形势。由于国际合作机制仍无法就碳排放总目标上达成一致的时候，碳税能促使国内高碳、能源密集型产业在短期内实现较大减排。而长远来看， 基于总量控制-交易机制的碳交易市场，仍可能是实现全球碳减排成本最低、效率最明显的最优政策工具。

林伯强(新华都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