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前沿观点摘要
（12月份）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
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2022年第1期（总第5期）
本期“碳中和”前沿观点摘要（下称观点摘要）摘录了2021年12月“碳中和”相关政策、观点及近期学术研究成果供学习参考。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报告、学术论文、政府发言及专家学者评论等进行摘录整理，观点摘要发现近期焦点集中于能源电力系统方面，同时对绿色金融的关注热度不减，对于清洁能源、气候变化和“双碳”目标的讨论也仍在持续。
一、双碳背景下电力与能源面临系统转型升级
1.多种能源优势协调互补助力新型电力系统转型升级。云南电网公司系统部副总工程师黄伟、陈汝昌、李秀峰12月28日在南方电网报发表文章《风光水火多能源协同 化解清洁能源消纳及运行难题》，文中指出新能源与现有各种能源之间的协同互补，使能源整体呈现出一定的可控性，是提升新能源消纳的切实可行办法。首先，作者指出西南地区多能源协同互补面临的现实困难有：一是以云南为代表的西南地区在绿色能源发展过程中，风电、光伏和小水电普遍存在“小、散、多、广”特点，这些电源普遍位于电网末端，需要逐级耦合打包送出。由于外送通道不足和薄弱，导致局部窝电严重，消纳困难；二是西南地区复杂多变的地理、气候特征，使得各个地区的水风光发电特性复杂多变，严重依赖于气象预报、微地理特征的径流、风、光精确预测，随着新能源规模和比例不断提升，新能源预测不准、掌控能力不足带来的负荷巨大波动，增加了发电计划制定和执行的难度，也给电网的安全运行控制带来很大困难。作者进一步指出新型电力系统下实现多能源协同互补的关键技术有：一是建立多类型电源的耦合分区，开展分区发电特性分析，实现多类型电源耦合建模与灵活性提高技术；二是研究多时间尺度的多级协调控制策略，建立多能源互补协调控制架构体系，实现多种能源协同优化运行；三是研究多能源电力系统规划新方法，实现系统源网荷储协调灵活规划及多能源协同互补消纳；四是研究促进新能源消纳的市场化策略，通过市场手段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消纳。最后，作者对其进行了总结与展望：如何充分发挥各异质能源系统自身固有的优势和特性，在异质能源系统之间取长补短实现多能优势互补，进而形成能源生产多元化、能源输送多样化、能源消费多类化的清洁高效能源系统，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2.国家能源局印发《电力并网运行管理规定》、《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12月21日，国家能源局印发《电力并网运行管理规定》、《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规范电力系统并网运行管理，规范电力辅助服务管理，深化电力辅助服务市场机制建设，国家能源局对《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规定》（电监市场〔2006〕42号）进行了修订，并将名称修改为《电力并网运行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并网发电厂辅助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电监市场〔2006〕43号）进行了修订，并将名称修改为《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本次《规定》《办法》的修订主要体现在四个“新”：一是扩大电力辅助服务新主体；二是丰富电力辅助服务新品种；三是完善用户分担共享新机制；四是健全市场形成价格新机制。《规定》主要修订内容有：一是进一步明确适用范围；二是进一步规范运行管理；三是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办法》主要修订内容有：一是进一步扩大了辅助服务提供主体；二是进一步规范辅助服务分类和品种；三是进一步明确补偿方式与分摊机制；四是逐步建立电力用户参与辅助服务分担共享机制；五是健全跨省跨区电力辅助服务机制；六是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
3.电动汽车加剧电网“晚高峰”问题。据中国能源报2022年1月5号报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11月，新能源汽车产销继续创新高，累计产量已超过300万辆，销量接近300万辆，电动汽车爆发式增长提升了电网负荷，电动汽车同时充电的特性加剧了区域的电网峰谷差，给电网调节带来新变数。如何应对这个较大变数，成为摆在行业面前的一道难题。有序充电和V2G（Vehicle-to-grid，车辆到电网）技术可使电动汽车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灵活性资源，初步估计2030年可贡献调峰容量的理论潜力约0.6亿千瓦。大部分小微型客车90%以上时间处于停驶状态，可结合峰谷分时电价、需求响应、现货市场、辅助服务等市场机制，合理设置激励价格，充分利用电动汽车柔性可调节资源潜力，鼓励电动汽车车主参与有序充电，降低由电动汽车接入产生的电网和电源扩容需求。近中期主要向凌晨用电低谷时段引导，远期则转向午间光伏大发时段引导，促进新能源消纳。国网能源研究院智能电网研究室主任代贤忠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创新充电设施建设运营模式，主动降低峰谷差。首先，在建设模式方面，结合分布式光伏、分布式储能等用户侧设备，推广光储充一体化建设，依托光储直柔建筑配建充电桩，实现“源网荷储”就地平衡；其次，在充电运营方面，积极探索并推广有序充电、V2G、换电等运营模式，在保障车主出行需求的前提下，主动采取错峰充电的措施，将峰谷差消解在局部电网层面；最后，在市场机制方面，通过分时电价、经济补偿、代理商参与辅助服务等方式，激励用户在低谷期多充电、高峰期少充电或放电。对于车网互动难题，代贤忠建议，通过强化平台互联互通，建立数据平台共享机制，打通社会上不同企业车联网平台之间，以及与调度平台、电力交易平台的交互关系，聚合电动汽车的灵活性潜力，发挥主动调节作用。“另外，可将电动汽车充换电绿电交易所获得的绿证，作为碳排放核算的凭证，纳入到碳市场交易，将电动汽车的低碳价值体现为经济效益，鼓励电动汽车错峰消纳绿电。”
4.美国2020年能源相关的碳减排报告发布。2021年12月22日，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美国2020年能源相关的碳减排报告。报告称，2020年，美国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本年度碳排放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新冠疫情流行及其导致的经济衰退的影响。自2007年美国碳排放达到峰值以来，过去的13年里有9年的排放量有所下降。而2020年的排放量下降幅度，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都超过了以往所有有记录的年份。报告中指出，2020年美国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比2019年减少了11%，即5.7亿吨二氧化碳。造成减少的原因分析从短期来说是COVID-19的大流行导致了短期内的能源需求的急剧减少，这部分主要体现在机动汽油和航空燃料上，旅行的减少和居家工作减少了这部分能源消耗。另外，发电燃料结构的变化也是造成碳排放下降的原因之一，2020年美国煤炭发电的排放下降了19%，约2亿吨。2019年至2020年期间，美国的碳强度、能源强度和人均GDP均下降了4%，这些因素都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的原因。导致2020年排放量增加的唯一因素是人口的轻微增长，导致额外1700万二氧化碳。美国碳强度下降4%主要是由于高碳含量燃料消费量的减少。其原因是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取代煤炭发电的持续趋势，这两种能源的碳含量都较低或为零。而美国天然气一直以来的低廉价格支撑了美国发电结构从煤炭向天然气转型的趋势，但2021年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可能会扭转这一趋势。由于新冠病毒流行的经济影响，美国人均GDP下降。美国能源强度也有所下降，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下降7%，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4%。能源消耗下降的主要部分来自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交通运输业，约占58%。
5.碳中和大背景下，关注汽车电动智能化机会。相比传统汽车，电动车在行驶过程中不会产生碳排放，是当前汽车行业减排的最佳选择。财信证券于其网站在2021年12月17日发布的《汽车行业定期策略》认为，碳中和大背景下，汽车电动智能化应加速。而智能汽车的发展将有利于提高车辆利用率和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因此，在碳中和大背景下，汽车电动智能化必然会加速。2021年整体汽车销量受缺芯和重卡国标切换扰动，而新能源汽车销量转向需求驱动，同比大幅提升。全年申万汽车指数大幅领先大盘指数，涨跌幅处于行业第4名。从市盈率和市净率估值来看，分别位于历史前3%分位和前9%分位。在市场缺芯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情况下，汽车行业营收和利润同比均有较快增长。建议关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机会。2021年新能源汽车单月渗透率最高达到17.8%，从明年预期来看，有望提前3年完成渗透率20%的目标。我们建议在插电混动、热泵空调、车身一体化压铸、驱动系统集成化、空气悬架、800V高压快充等方面寻找投资机会，同时也要重点关注特斯拉和比亚迪配套产业链标的。关注智能汽车产业链机会。智能汽车在大方向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分别是（车外智能）智能驾驶和（车内智能）智能座舱。在各国和各大车企争相发力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当前智能汽车行业正在加速发展。建议优先关注渗透率快速提升的智能座舱标的，同时可以重点关注智能驾驶执行端的机会。
6.能源区块链的先期探索给能源互联网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李刚等于2021年12月1日在《电力建设》发表题为《基于博弈策略的能源区块链安全交易机制》一文。他们认为能源区块链的先期探索给能源互联网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新一代信息技术给能源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契机，能源系统正在由封闭模式过渡转变到开放模式。以能源电力科学和信息科学为基础的能源互联网，旨在建立一种多种能源形式（节点）共同参与的共享互联网络，进而达到信息流和能量流的双向流通与互动。然而，当前参与主体的多样性、能源数据的安全性以及交易信息的保密性等诸多实际问题制约着能源互联网的发展，迫切需要找到新的解决途径。由于能源互联网中存在多方参与主体，交易双方的利益目标不同，仅从整体角度考量交易过程并不能切实反映真实状态，因此可引入博弈理论对交易双方的协商过程进行阐述，进而为交易市场提供合理的能源供需策略参考。本文结合能源互联网交易市场的应用特性和安全需求，拟将博弈策略引入能源区块链的安全交易机制中，保障交易双方的利益需求。首先，运用博弈理论求解买卖双方定价策略的唯一纳什均衡解，为交易的撮合提供价格参考；然后，设计基于联盟链的弱中心化多主体能源交易机制，通过对区块结构及实用拜占庭容错（practical 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PBFT）共识机制的优化，提升能源交易效率；最后，依据算例分析证明本文所提安全交易机制的可行性、有效性。随着大规模参与主体的不断涌入，能源交易的安全、公平、效率等问题再次迎来新的挑战，博弈论因考量了交易主体之间的策略互动及利益依存关系，有望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
7.投资不足、极端天气与货币金融因素导致国际能源市场动荡，油气价格未来短期内难以企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永中于12月在《世界知识》2021年第23期发表文章《国际能源市场动荡的缘由及走势》。文章认为，导致能源危机的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对化石能源投资不足导致产能下降。受疫情影响，国际油气价格曾在2020年4月出现断崖式下跌并在2020年下半年维持低位，从而导致油气投资大幅下降，为当前油气产能不足埋下了隐患。随后全球碳中和运动的快速推进进一步削弱了各国对化石能源投资的积极性，加大了化石能源供应的瓶颈制约。第二，极端天气频发使得各国对能源的需求上升，导致传统能源库存下降，而新能源受天气影响，发电量出现下滑，因而供需矛盾凸显。一方面，北半球冬季严寒和今年夏季酷热刺激了居民供暖和制冷需求，这直接导致了欧洲市场天然气库存的下降。另一方面，今年春夏的干旱天气导致美国和巴西的水电站蓄水量走低，水力发电量下滑；夏秋两季北欧又由于风力不足导致风力发电量也低于过去两年的平均水平。天然气库存下降和新能源用能不稳致使欧洲市场天然气价格飙升，同时带动亚洲天然气价格上涨。第三，货币金融因素推动能源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于疫情，各国都出台了经济刺激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极度宽松，全球通胀风险升高。为了抵御通胀，各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大增，引发包括能源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未来走势看，油气价格在明年4月之前难以企稳。鉴于供暖需求上升以及供给侧调整存在滞后性，预计天然气供应短缺状况难以在明年春季之前出现显著改善。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预期或将吸引资本重新进入化石能源上游领域，这将有助于缩小能源供需缺口。但是，随着碳达峰和碳中和运动的推进，化石能源投融资动力不足问题将长期存在，加之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和不稳定性特征，预计未来全球能源系统稳定性会明显变差，能源的供应和价格波动性问题在将来一段时间会继续存在。
8.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改善了电力供给结构。Xie Li等于2021年12月发表在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的文章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mprove the structure of power generation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China's pilot policy on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market认为，中国的碳交易试点政策改善了电力生产结构，提高了以水电为代表的低排放发电机组的平均利用小时数，降低了以火电为代表的高排放发电机组的平均利用小时数，且这一效果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第一，从国家层面来看，碳交易试点政策可以优化电力生产结构，降低以火力发电为代表的高排放发电机组的平均利用小时数，提高以水力发电为代表的低排放发电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第二，从区域层面来看，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电力生产结构的影响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第三，从碳配额分配方式来看，与采用历史法和组合法分配碳配额的试点地区相比，采用“基准法”的试点地区政策效果更好。最后作者提出建议有：首先，全面推进碳交易市场建设。引导各地区、各行业积极探索和推进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在鼓励东部地区继续保持发展优势的同时，也要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经济发展，增强供电能力，完善碳交易市场机制，实现各地区碳排放交易市场协同发展。其次，在碳交易市场建设初期，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较好的地区可采用“基准法”分配碳配额，其他地区可采用“历史法”分配碳配额，中后期逐步向“基准法”过渡。这不仅会提高碳排放交易主体参与碳市场的积极性，也将促进碳排放交易主体在市场上的竞争，从而实现碳市场的政策目标，为碳排放交易主体的建设和运营提供支持。最后，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技术。大力发展电网友好型先进发电技术，形成以新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体系。
9.2022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六成就、七方向”。据国家能源局于其网站报道，2021年12月24日，2022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认为，2021年能源行业在六个方面实现“十四五”能源工作良好开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提升能源生产供应能力，坚决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快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坚决推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扎实推进能源改革创新，有效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能源合作多元布局更加优化；坚定不移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党务业务融合发展。会议强调，2022年能源工作要从七个方面发力：一要全力保障能源安全，继续发挥煤炭“压舱石”作用，有效发挥煤电基础性调节性作用，扎实提升电力安全保供能力，持续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不断完善产供储销体系，保障北方地区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加强能源安全运行预测预警。二要加快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加强政策措施保障，加快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持续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三要加快推进能源科技创新，着力加强技术装备攻关，大力开展技术和产业创新。四要坚定不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积极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扎实推进管网改革，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能源法治建设。五要提升能源监管效能，优化用电营商环境，加强重点领域市场监管，加强电力安全监管，强化监管体系建设。六要全方位拓展能源国际合作，统筹谋划好大国能源合作，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精心打造国际合作平台。七要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重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强化党的理论武装，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持续推动政治生态向上向好。
10.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经济转型路径与政策研究。《管理世界》2022年第1期刊发了张希良等学者的学术文章——《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经济转型路径与政策研究》。作者利用中国—全球能源模型（C-GEM）等模型工具，研究了碳中和愿景下我国能源经济转型的路径，定量评价了主要减排措施在不同时期的减排贡献度和所需的政策干预力度，对能源经济转型路径的关键特征指标进行了不确定性分析。研究表明，要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中国应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2060年单位GDP能源消费相比当前下降75%以上；持续推进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结构优化，206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提高到80%以上；大力推进电气化和电力系统深度脱碳，2060年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提高至70%以上，非化石电力在电力供应中比重提升至90%以上，电力系统在2045-2050年间实现净零碳排放；碳定价机制将在碳中和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为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效的激励。研究还表明，碳中和将有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2030年和2050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2万美元和3万美元。文章提出，中国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能源与经济系统就必须进行深刻的转型，实现转型的主要技术路径和政策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明确碳排放总量控制路径；（2）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3）持续推进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结构优化；（4）大力推进电气化和电力系统深度脱碳；（5）积极推动CCUS和碳移除技术的研发、示范和推广；（6）充分发挥碳定价机制在能源经济转型中的经济激励。
二、双碳目标下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是科技创新
11.碳中和下水泥行业低碳发展技术路径及预测研究。中国科学院工程研究所罗雷、郭旸旸等2021年12月在《环境科学研究》发表《碳中和下水泥行业低碳发展技术路径及预测研究》，文章为探究水泥行业的碳中和实现路径，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合水泥行业生产特点，对水泥行业未来低碳发展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产能减量是主要的 CO2 减排手段，结合现阶段我国较低的水泥集约化程度和较短的熟料生产线服役年限，产能减量政策的推荐和实施应在合理的规划和政策下推进，低碳技术的发展仍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目前，低碳水泥每年产量不足水泥总产量的5%，未来仍需通过产品技术创新，提高其生产及使用占比。CCUS(CO2 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是水泥行业实现碳中和的必要路径，混凝土固碳、钙循环等在水泥行业具有典型行业优势的技术可与生产工艺紧密结合，成为未来水泥行业 CCUS 技术的重要发力点。研究显示：结合水泥行业 CO2 减排预测及技术路径分析，短期内我国水泥行业降碳主要思路为控制源头排放，包括流程智能化、余热利用、原燃料替代和产业结构调整等路径，实现碳达峰及 CO2 减排；中期随着生产线服役年限临近及低碳水泥制备技术的发展，支撑行业碳的大幅削减；后期通过 CCUS、富氧燃烧、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技术来实现水泥行业碳中和的目标。文章分析了水泥行业低碳技术路径分析及预测，根据水泥生产工艺特点及国外水泥行业发展历程，水泥行业CO2减排主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及低碳技术实现，其中产业结构减排主要通过错峰停窑、淘汰落后压减过剩产能等方式，低碳技术减排主要通过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余热利用、使用替代原燃料、发展低碳产品、发展 CCUS 技术等方式。得出五点结论：通过产能减量是水泥行业实现碳中和的有效途径；通过能效提升及节能技术可使吨熟料的综合能耗降低到85 kg(以标准煤计)；替代燃料的供应不足和预处理技术的欠缺是提升我国水泥行业燃料替代率的主要障碍；低碳水泥对水泥行业 CO2 减排意义重大，但需要注意高品质水泥的推广与水泥熟料占比提升之间的平衡关系；CCUS及流程变革技术是水泥行业实现碳中和的必要路径。
12.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是科技创新，聚焦人才培养。据网易报道，在2021年12月17日网易未来大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环境学院教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贺克斌教授发表了《“双碳”的机遇与挑战》的主题讲话，就中国当前碳中和相关的现实情况与未来预期进行讨论与分享。演讲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可以归纳为三高一短：第一，现在的能源结构在全球看是典型的高碳能源结构，总能源里的化石能源比例和化石能源里的煤炭比例，在世界耗能大国里最高。第二，高碳的产业结构，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和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公认的高碳产业占全球比例非常高。第三，中国还处在中高速的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增量因素很大程度上存在。第四，从达峰到中和只有30年时间，相比欧洲70年和美国45-50年明显更短，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第二个方面，中国从达峰到中和需要100亿吨左右二氧化碳减排，实现这一目标大致可以通过技术途径和政策途径组合进行。首先是资源增效减碳，有了双碳的行动，在达到同样经济目标的情况下，将通过节能与资源高效利用，减少能源资源使用实现减碳；第二是能源结构降碳，通过非化石能源利用从相对低的比例走到相对高的比例，实现降碳；第三是地质空间存碳，通过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实现减碳；第四是生态系统固碳，通过各类生态系统修复与建设，实现碳吸收能力的提升巩固；这四类的技术措施，要通过有序的政策引导，特别是市场引导，让其在未来几十年逐步合理地发生，也就是市场机制融碳。但是从现阶段的科技支撑来看，短板仍然明显，目前，约50%的相关技术还不成熟。因此，未来中国要支撑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方面，不仅存在技术短板，而且还有人才短板。创新技术的研发，碳市场的启动和绿色金融投资三位一体的推进，是推动碳中和进程顺利进行的重要着力点。
13.“双碳”背景下，企业应提高对供应链环节碳排放情况的认知，加强供应链碳排放管理，以实现企业供应链碳中和目标。2021年12月，施懿宸、杨晨辉和朱一木于意见领袖专栏发表题为《企业如何实现供应链碳中和目标？》的文章，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探讨企业实现碳中和目标。文章认为，企业供应链探索碳中和发展路径的重要性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际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企业供应链管理提出更高要求，企业绿色低碳供应链管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二是作为企业碳排放的重要源头之一，供应链减碳发展与低碳转型的宏观政策背景相契合；三是构建绿色供应链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绿色供应链将对传统供应链管理运作方式产生重大变革，也给企业高质量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四是绿色供应链是企业ESG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进而分析了企业供应链实现碳中和的三条可能路径：一是在“碳足迹”视角下探索供应链碳中和路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碳足迹”状况，在战略层面上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二是结合新兴科技，寻求优质解决方案。低碳技术是企业减排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政策鼓励的重点发展方向。三是优化生产运营机制，提升碳减排效益。并以联想集团和苹果公司的案例对企业供应链碳中和进行了针对性的解析。文章最后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借助绿色金融工具加速供应链低碳转型。绿色金融工具是针对企业绿色产业融资需求的金融产品，可以缓解企业绿色项目的现金流压力，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第二，将循环经济理念纳入供应链管理。这不仅可以降低原材料消耗，从而加工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还可以实现企业供应链上下游管理协同水平显著提高和产业链合作可持续降本增效；第三，建立供应商气候风险评估体系。对供应商气候风险进行阶段审计，以有效识别和评估供应链中的重大气候风险事件，提高企业供应链气候韧性，保障日常生产和实现供应链低碳发展。
14.气候俱乐部和快速减排技术进步必须同时存在，才能实现全球2060年前净零排放。耶鲁大学威廉·诺德豪斯11月9日于PNAS发表文章Dynamic climate club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centives in global climate agreements，认为在国际气候协议中打击气候搭便车的解决方式是建立气候俱乐部，即建立国家联盟，以鼓励高水平的减排参与。之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俱乐部的潜在实力有限，很难在俱乐部框架内制定深入的减排战略。本研究将单周期方法扩展到多周期，并开发了一种 “可支持政策”的方法以分析多周期的气候俱乐部。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俱乐部效率与快速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作用。任何一个俱乐部成员都不能单独制定出能够实现国际气候目标并兼顾激励的政策。没有快速技术脱碳的贸易制裁将代价太高，无法产生深度减排；同样，快速的技术脱碳本身也不会因为国家搭便车而引发深度减排。所以，只有结合气候俱乐部及快速脱碳技术才能实现气候目标。
15.西方国家电池供应链正在崛起。彭博新能源财经2021年10月7日于其网站发布第二次年度《全球锂离子电池供应链排名》。在Bloomberg NEF（BNEF）2021和2026全球锂离子电池供应链排名的预测中，中国继续占主导地位，这是由于持续的投资和对其锂离子电池的巨大需求。在报告中，BNEF对锂离子电池供应链中的30个领先国家进行了排名，其中包含的主题有：关键原材料的可用性和供应；电池和组件的制造；当地对电动汽车和储能的需求；以及政策和环境考虑。目前，中国拥有全球80%的电池生产能力，在未来五年内，电池生产能力预计将翻一番，达到2太瓦时以上，足以满足2000多万辆电动汽车的生产能力。然而，随着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电池行业的战略重要性，其他地方供应链正在崛起，挑战中国的主导地位。美国在2021和2026年间排名上升到第二位。美国拥有全球第二大电动汽车市场，仅次于中国。特斯拉和亚洲电池制造商继续在该国进行大量投资，拜登政府帮助建立国内电池供应链和支持电动汽车增长的政策将进一步加强该国在电池制造方面的地位。随着乘用车销量稳步增长，欧洲国家的排名也在上升，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供应链投资。芬兰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硫酸镍和硫酸钴精炼厂之一，硫酸镍和硫酸钴都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成分。电池材料生产商Umicore和BASF也都在中国投资。如果把欧洲列为一个整体，它在2021和2026的排名中排名第一。与去年相比，韩国和日本在2021的排名较低，但随着日本国内需求的增长和材料精炼和零部件生产的持续投资，排名将在2026年大幅度提高。然而，由于日本和韩国电网的高碳强度，它们在环境方面造成的损害为它们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虽然并非所有人都重视锂离子电池制造的可持续性，但汽车制造商对电池的碳足迹要求越来越高。大多数资源丰富的国家在供应链排名中排名较低，因为它们通常缺乏国内电池供应链和电池需求。然而，其中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和芬兰，成功地提高了自己的排名。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正在利用其金属供应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其国内电池行业。印度尼西亚正在将其重点转移到下游，以成为全球电池价值链中的关键角色，而加拿大和芬兰正在寻求为电池金属供应提供更加绿色的替代品。菲律宾和南非也有潜力利用其资源财富，从供应链中保留更多价值。
三、绿色金融助力低碳目标实现
16.CCUS的部署面临融资挑战。Jiang Kai等在2020年于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在发表的文章China's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 policy: A critical review中指出政府补助、公众参与和金融工具是未来CCUS部署成功的关键要素。首先，政府补助方面，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45Q政策。45Q是一种税收抵免政策。扩大的45Q条款旨在鼓励创新和采用与碳捕获和转化相关的技术，包括与碳捕获和把二氧化碳转化成的产品的技术。税收抵免的有效期为12年。税收抵免从2018年的17美元/吨将逐步提升到2026年的35美元/吨。此外，美国对于CCUS专项补贴在2021年达到了60亿美元。其中26亿美元用作6个商业CCUS示范项目的开发，10亿美元用作试点项目的实验，9100万美元用作CCUS技术的进一步研发，8000万美元用作大型碳封存项目的验证。其次，从公众参与的角度看，有限的公众参与可能会导致已经通过决策过程快速实施的大型能源项目推迟或取消，这对于CCUS等缓解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尤为明显。公众参与政策（PPP）通过合法化一条让非专业人士、行业和环境利益集团表达其立场的公开渠道，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都将提高环境意识，获得更大的接受度，并创造行为改变。公众的支持还可以表现在对于CCUS项目的投资上。如果政策渗透的层面足够广，中国的CCUS项目将不仅能够接受到来自社会资本和国家直接援助，还能够直接运用例如房地产证券化等金融工具使公众能够对于具体的CCUS项目进行直接投资。最后，投资风险的角度来看，CCUS项目目前被认同为高风险的资本密集型项目投资，这使得资本的成本上升。小型公司和资产负债表受限的公司无法承受为 CCUS 设施提供资金。所以，不同的金融工具将助力中国CCUS项目进一步发展。从具体的金融工具来说，业主有限合伙制、房地产证券化、投资税收抵免、加速折旧、差价合约、以及监管资产基础框架模式等金融工具能够帮助亟需减排的企业以低廉的价格和优惠的税费进行CCUS改造。以上所述的模式均已在发达国家推广新能源或者传统能源产业中证明了对于投资激励的正面效果。中国在CCUS建设融资方面可以参考西方的融资模式。例如监管资产基础框架(RAB)和差价合约(CfD)模式。RAB政策的模式已经在英国的核电厂建设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RAB模式的具体方案是让消费者预先支付能源账单来降低建设项目融资费用。RAB是英国能源行业监管模型，允许开发商在政府监管下从公用费率抽取营收，因此兴建过程就可通过先得到资金支持降低成本。
17.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均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Xiang Xiaojian等在2022年于期刊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发表文章Who is financing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作者分析了在绿色创新过程中，中国上市公司表现出的融资来源偏好。本文利用2007 - 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申请和被引用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两种方式获得绿色创新所需的资金。政府补贴、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这三种外部融资渠道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融资难、融资成本高、企业杠杆率高等融资约束制约着企业的创新和国家的经济增长。要进一步推动我国企业的绿色创新，必须深入了解企业在绿色创新中的融资偏好，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政策设计。本研究以2007 - 2014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内部融资、外部融资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同时，研究探讨了不同外部融资渠道对绿色创新投资的影响。此外，研究还考察了政府补贴对外部融资与绿色创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都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对债务融资、股权融资和政府补贴三种外部融资形式进行比较，发现政府补贴可以显著提升绿色创新水平。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主要通过股权融资促进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融资约束更为严重。政府补贴对债务融资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企业更愿意将从债权人那里借来的资金用于绿色创新。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缺乏多元化金融支持的主要原因是研发信息的不对称降低了债权人、股权投资者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意愿。因此，企业应该建立和完善绿色技术创新的信息披露机制。及时、有效地披露绿色技术认证标准、创新成果、预期效益等相关信息。从而有效地传递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信息。从而提高资本市场上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合法性，提高资本出资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偏好。第二，企业是研发的主体，政府需要通过补贴等形式引导企业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从而促进技术的发展。但是，仅靠增加政府补贴并不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相反，相关制度需要完善。在选择补贴对象和实施补贴时，政府需要密切关注企业的技术创新准备情况，包括初期投入和技术开发进展情况。此外，必须对补贴的实施进行监督，以平衡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对称。同时，债权人特别是银行应充分认识到绿色创新对企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贡献，为民营企业设立绿色创新专项贷款。从而加强银行与民营企业的长期合作，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8.评估中国碳交易市场的长期影响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Tan Ruipeng 和Lin Boqiang于2021年9月发表在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的文章The long term effects of carbon trading market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认为，中国碳交易市场显著降低了能源密集型行业的碳排放。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为了减少碳减排，中国政府自2011年开始陆续建立多个碳交易试点，以期减少碳排放。文章首先检验了波特假说是否成立，发现中国碳交易市场显著降低了能源密集型行业的碳排放。其次，通过研究其背后的原因发现，技术进步是其主要影响机制。最后，通过分析企业数据，发现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文章的主要发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碳交易市场可以显着减少高耗能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但并不会明显影响工业总产值。也就是说，碳交易市场可以降低中国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碳强度。第二，作者发现碳交易试点地区高耗能行业的碳排放效率有所提高，碳交易市场刺激了企业的技术创新，碳排放效率随之提高。第三，碳交易市场可以增加企业的研发强度，这也是技术进步的原因。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作者提出政策建议如下：在未来，中国各省的能源密集型行业都能达到当前最优生产技术的条件下，碳交易市场将不能同时实现增加产量和减少碳排放。如此一来，如果长期以增产和减排的双赢为目标，则需要外部技术的突破。也就是说，建议引进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以黑色金属冶炼和加工业为例，可以引入以废钢为主要原料的循环利用技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全行业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19.绿色电力交易和碳交易促进能源领域碳达峰。广东电网公司管理科学研究院产业研究部经理陈小黎12月15日在南方电网报发表文章《建立“电—碳”协同发展机制 服务“双碳”目标达成》，作者剖析了绿色电力交易和碳交易两个市场的关系，提出了联合监管、环境权益转移、电碳大数据登记等协同机制，为进一步改革发展提供了探索的路径。首先，作者分别介绍了绿色电力交易市场与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关于绿色电力交易市场发展现状，作者介绍了直接可再生能源电能交易和绿色电力权证交易两种绿色电力交易模式。绿证的供给端主要是陆上风电和光伏发电企业，截至2021年10月28日，目前我国绿色电力证书合计成交95065万个，价格在50-80元每个；直接可再生能源电能交易以风电、光伏等绿色电力产品为标的物，2021年9月7日启动的首次绿色电力交易中共有17个省份259家市场主体参与，达成交易电量79.35亿千瓦时。关于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自全国碳市场于2021年7月16日正式上线，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超过了2000家，就配额总发放量而言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碳交易市场。截至12月2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4847万吨，累计成交额超20亿元。作者进一步指出绿色电力交易市场与碳交易市场的差异有：一是政策目标与管理机制不同；二是权益特性与交易平台不同；三是交割方式与奖惩机制不同。最后，作者提出了推进绿色电力交易与碳交易机制协同发展的措施：一是建立“电—碳”联合监管机制。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引领下，可研究建立跨主管部门的联合监管机制以实现两个市场的监管协同；二是建立“电—碳”环境权益转移机制。建立绿证、碳减排量、CCER多重环境权益的同步交易和交割机制，由电力交易中心和碳交易中心协同清算；三是建立“电—碳”大数据登记机制。加强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建立“电—碳”大数据的登记中心，对电力交易和碳交易的关键数据进行存证追踪。
20.发挥制度优势，用累进碳税（绿补贴）推进碳中和。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在2021年12月29日于搜狐网发表文章《鞠建东：发挥制度优势，用累进碳税（绿补贴）推进碳中和 | 教授观点》。在今年第十届领航中国年度盛典暨2021金融界智能金融国际论坛上，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融EMBA授课教授鞠建东分享了关于累进碳税的初步思考。对于碳税的问题，鞠建东认为，促进环境变更有三个力量、三种手段。第一是行政手段。行政手段在我国比较熟悉的例如发改委制定指标，然后开始一层层到各省、各市分解行政指标。行政指标容易造成运动式的减排、拉闸限电等。第二是经济手段，主要是碳市场和碳税。鞠建东认为，参考国内其他要素市场发展状态，依赖碳市场助推碳中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国无论是采取拍卖的方法，还是采取免费发放的方法，谁来发、怎样公平合理的发放，以及在立法、量化、定价等方面都需要有长足的进步，市场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外一个经济手段是碳税。目前，在全球执行的情况来看，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新加坡已实施碳税，日本对石油、煤、天然气征税，印度与南非准备在2022年实施碳税，美国多次提出但尚未实施，英国和中国还没有实施。此外，鞠建东还指出，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可能大大高于现行的碳税，有些理论计算甚至认为，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达到250美元每吨。最后，鞠建东总结认为，行政手段、碳市场、碳税三个手段反映了中国的制度优势。碳税是经济手段，不是行政手段，但是通过政府的经济手段来推进碳中和的实现是最靠谱的。对于不同行业，碳税率应该不同；对于同一行业，排放密度越高的税率应该越高。此外，还应该惩罚污染和鼓励绿色并重，不仅要征税，而且绿色产业的还需要补贴，要兼顾增长与收入的分配。
21.创新数字人民币消费场景，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12月23日在《中新经纬》上撰文《创新数字人民币消费场景，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表示，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人民币通过助力低碳消费场景，普及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途径，成为助力“双碳”目标推进的重要抓手。数字人民币的基础属性和特性能够助力推动绿色低碳。数字人民币是央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数字人民币的本质是流通中的现金，具有与纸币同等的法律地位和经济价值，以及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本质功能。但是数字人民币无需经过库存、运输等环节，本身具有一定的环保低碳属性。数字人民币在消费领域应用广泛，包括水电缴费、出行、购物等居民日常生活场景。一方面，数字人民币主要定位零售，通过场景选择直接助力节能减排。比如，在美团数字人民币碳中和试点中，北京等9大试点地区居民可通过报名参加活动，用数字人民币免费骑共享单车。数据显示，活动上线三个月来，已吸引接近800万用户报名参加，其中有近200万用户在活动期间下载和开立数字人民币个人钱包。这些用户累计产生超过4200万绿色骑行公里数，与驾驶普通燃油车相比，同等运量下预计可减少碳排放量大约为11400吨。数字人民币的创新应用为公众提供了更加绿色普惠的选择，而公众又把对数字人民币的热情转化为了更大的低碳生活动力。这是通过数字人民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有益尝试。另一方面，数字人民币可以发挥绿色环保的天然特性及可加载智能合约的技术优势，深入衣食住行等各大消费场景，作为碳普惠可行的结算方式推动节能减排。
四、聚焦行动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22.应对气候变化与减少贫困及不平等之间的协同。美国罗格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与职业健康与司法系的Mark Budolfson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2021年发表在Nature Climate Change期刊上的文章Climate action with revenue recycling has benefits for poverty, inequality and well-being探讨了气候政策和经济发展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即在气候行动和减贫之间的重要权衡。该文章认为在评估气候政策的成本效益时，现有模型会假设减缓气候变化的重担落在穷人身上。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气候行动和消除贫困之间的权衡将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些模型忽略了碳税收入可以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为当前的穷人带来直接的净收益。现有研究表明，平等的人均退款通常会使大多数公民立即成为净受益者，并且通常比其他选择更具可行性。本文的结果表明，如果没有渐进的收入再分配，气候行动在中短期内对于最贫困的人来说会涉及大量的权衡问题，而在人均等额再分配的情况下气候行动会有减贫的协同效益。脱碳程度与税收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全球近期（2025年）总税收在脱碳程度为55-75%的范围内最高，此后下降直到完全脱碳后不需再征税。研究还讨论了在不考虑温度约束下税收返还的贡献，模型显示碳税人均等额再分配政策将促进短期内强有力的脱碳，带来减贫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共同效益；但随着政策的延续，完全脱碳将被推迟。因此，本文发现在渐进式收入循环的情况下，积极的气候行动可以为改善福祉、减少不平等和减轻贫困带来巨大的红利。最后本文根据一个最佳政策的计算，提出的政策建议为采取积极的近期气候行动，然后缓慢地迈向全面脱碳。这种模式可以有效应对气候变暖，同时也保留了可用于再分配的税收收入。
23.新数据显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十年来趋于平缓。Zeke hausfather于11月4日在CarbonBrief网站上发表文章Global carbon dioxide (CO2)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s and cement have rebounded by 4.9% this year, new estimates suggest, following a Covid-related dip of 5.4% in 2020 Global Carbon Project（GCP）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基本持平。从2011年和2019年每年仅增加约0.1GtCO2，而包括在2020年和2021年后，数据显示实际上过去十年全球排放量甚至略有下降。但在此期间，印度和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快速上升。在2020年新冠疫情流行高峰期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迅速下降。但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全球排放量开始反弹，中国和印度的碳排放已经超过了2019年创下的历史新高。2021年全球排放量的恢复明显比去年预测的更快，排放量也更大。例如，IEA的2020年世界能源展望(WEO)预测，全球排放量要到2030年左右才会超过2019年的水平，而最近的《2021年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到2022年或2023年，全球排放量将反弹至2019年的水平。中国是2020年唯一增加排放量的主要排放国，这反映出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相对温和。中国的排放量在2019年至2020年间增加了1.4%，在2019年至2021年间增加了5.5%。印度2020年排放量下降7%，但2021年增长13%，2019年至2021年排放总量增加4.4%。相比之下，2019年至2020年期间，美国的排放量下降了约11%，欧盟下降了11%，世界其他地区下降了7%。
24.北京市发布“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国政府网显示，2021年12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新闻发布会。根据“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北京市PM2.5浓度下降到35微克/立方米左右，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十四五”期间，北京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整体性推进，强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注重PM2.5和臭氧污染协同治理，深化本地和区域协同共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了2035年远景目标以及2025年主要目标。到2025年，北京的发展将更低碳、空气更清新、水体更清洁、土壤更安全、生态更宜居。围绕这5个维度，共设置了16项规划目标指标，包括受关注的碳排放强度、PM2.5年均浓度、优良天数比率、重污染天数比率等。根据“十四五”规划，北京将围绕推进碳中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防控环境风险、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构建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等6大方面，设置了主要任务，明确了任务“进度条”。2035年，生态环境将实现根本好转，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充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成为社会广泛自觉，碳排放率先达峰后持续下降，碳中和实现明显进展，天蓝、水清、森林环绕的生态城市基本建成。能源煤炭消费量不超100万吨，“十四五”时期，北京将进一步压减燃煤用量，基本完成全市剩余农村村庄供暖散煤清洁改造，煤炭消费量控制在100万吨以内，“非紧急情况下尽量不再使用燃煤”。燃气高效精细利用水平将继续提升，将分类有序推进非居民瓶装液化石油气替代，天然气消费量控制在200亿立方米左右；大力推进车辆的油换电，基本完成全市燃油供热锅炉的清洁改造。同时，加快推进京外新能源基地和绿电通道建设，到2025年外调绿电力争达到300亿千瓦时，再加上本地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力争“十四五”末全市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4.4%左右。加快输电通道的建设，进一步提高输电能力。全市的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6%，建成多元多向的天然气供应体系，提升天然气应急储备能力和安全运行能力。
五、推动清洁能源发展
25.五部门联合印发《智能光伏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中国政府网显示，2022年1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智能光伏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计划》），《计划》提出到2025年，光伏行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产业技术创新取得突破。新型高效太阳能电池量产化转换效率显著提升，形成完善的硅料、硅片、装备、材料、器件等配套能力。智能光伏产业生态体系建设基本完成，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水平逐步深化。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取得明显进展，智能光伏产品供应能力增强。支撑新型电力系统能力显著增强，智能光伏特色应用领域大幅拓展。智能光伏发电系统建设卓有成效，适应电网性能不断增强。在绿色工业、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农业、乡村振兴及其它新型领域应用规模逐步扩大，形成稳定的商业运营模式，有效满足多场景大规模应用需求。《计划》强调“智能”和“创新”两个关键词，对光伏产业链主要环节的技术路径发展方向、光伏产业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方式、终端特色应用场景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行动计划，并配套了相关保障措施。《计划》的发布，将有力推动光伏行业智能升级，保障光伏行业实现高质量、高水平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光伏产业在实现双碳目标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国际竞争力。
26.欧盟或将核电和天然气贴上“绿色”标签。北极星碳管家网2022年1月4日于其网站发表文章《欧盟将给核电、天然气能源贴上“绿色”标签》称欧盟正计划将来自核电和天然气的能源标记为“绿色”投资来源，但内部对此仍存在分歧。这项提案旨在支持27国集团向碳中和的未来转变，并为其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标准制定者的资质镀金。如果大多数成员国支持它，这项提案将成为欧盟法律，从2023年开始生效。欧盟委员会认为，这项补充授权法案所涵盖的活动将加速淘汰更多的非绿色能源，如煤炭，并使我们走向一个更低碳的绿色能源组合。天然气和核电可以作为一种手段，促进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未来过渡。德国环境部长Steffi Lemke于周六向德国媒体集团Funke表示，将天然气和核能纳入“清洁能源”将是一个错误，因为原子能可能导致毁灭性的环境灾难。奥地利环境部长Leonore Gewessler也批评了这个项目，谴责核电是 “过去的能源”，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来说太昂贵且太缓慢。而欧盟东部和南部依赖化石的国家则认为天然气至少是可以一种过渡性能源。委员会的提案表示，天然气和核能部门可以为欧盟经济的去碳化做出贡献；对于核电，应该为放射性废物的管理和处置制定适当的措施。该委员会的提案要求建设新的核电站的条件是在2045年之前发放许可证，而延长现有核电站功能的工作将需要在2040年之前得到批准。对于天然气，碳排放限制应该被设定为远远低于燃煤电厂产生的碳排放，而且它应该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能源，需要在2031年之前获得建设许可。在1月中旬公布最终草案之前，委员会咨询的成员国和专家有两周时间要求对提案进行修改。然后，欧洲议会将有四个月的时间，以简单投票的方式批准或拒绝该提案。
六、多措并举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27.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全面融入中央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国务院国资委12月30日印发《关于推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中央企业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目标：“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下降15%，万元产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8%，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达到5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比重不低于30%。到2030年，中央企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大幅下降，万元产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中央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整体达到峰值并实现稳中有降，有条件的中央企业力争碳排放率先达峰。到2060年，中央企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全面建立，有力推动国家顺利实现碳中和目标。《指导意见》指出，第一，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强化国有资本绿色低碳布局与绿色低碳发展规划引领，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发挥绿色低碳消费引领作用，积极开展绿色低碳国际交流合作。第二，建立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构建循环经济体系。第三，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加快提升能源节约利用水平，加快推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推动非化石能源发展，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第四，强化绿色低碳技术科技攻关和创新应用。加强绿色低碳技术布局与攻关，打造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平台，强化绿色低碳技术成果应用。第五，建立完善碳排放管理机制。提升碳排放管理能力、碳交易管理能力与绿色金融支撑能力。第六，切实加强组织实施。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考核约束、重点推动与宣传引导。
28.中国碳中和面临的挑战:战略与对策。Xin Zhao等人于2021年10月7日在期刊Resources, Conservation & Recycling上发表名为Challenges toward carbon neutrality in China: Strategies and countermeasures的文章，指出中国在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面临五个主要挑战并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战略。五个挑战分别是：第一，中国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继续增加，而碳排放尚未达到峰值。第二，中国的碳减排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因为中国从碳峰值过渡到碳中和的过渡期比发达国家短。第三，中国仍然依赖高碳化石能源，能源消耗高，能源利用效率低。第四，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与欧盟、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在抵御经济风险方面相对较弱。第五，中国的低碳和零碳技术还不成熟。针对中国面临的挑战，文章提出了一个三阶段战略。第一阶段，2021年至2030年之间实现碳达峰。在此期间，中国经济仍将以第二产业为主。为了在2030年达到碳峰值，中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控制煤炭消费、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特别是工业企业和居民的效率)，将高碳经济转变为低碳经济，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促进节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支持绿色能源汽车。第二阶段，2031年至2040年之间达到碳减速。在达到碳排放峰值后，中国必须在30年内实现碳中和。因此，从2031年到2040年，中国应迅速减少碳排放，以降低其工业、经济和社会系统对碳的依赖。第三阶段，碳中和，将在2041年至2060年之间实现。这一阶段可分为两个子阶段，即2041-2050年(主要产业碳排放将达到零)和2051-2060年(中国将全面实现CO2净零排放目标)。中国实现零碳经济的关键部门行动包括全面实现公路和铁路交通电气化，同时支持交通使用量至少增长三倍;通过使用生物燃料、合成燃料、氢和氨，实现国际长途航空和海运部门的脱碳，同时在短途运输中使用电池-电力氢和混合动力;转向循环经济，大幅提高钢铁、水泥、化肥、塑料等关键材料利用率和回收率;通过使用电气化、氢能、碳捕获和储存以及生物能源，实现钢铁、水泥和化学品（合成氨、甲醇、高价值化学品或HVC）等重工业脱碳。
29.在双碳目标的推进过程中要把握好“稳中有进”“缓进急功”的节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下简称“会议”）12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为了消除错误认知和把握正确的发展思路，会议提出了“五个正确认识”，其中一个就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深圳市港澳经济研究会杨海波2021年12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从三个维度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一文，分别从以下三个维度观察碳达峰碳中和：第一，空间维度：会议提出了“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这意味着双碳目标需要站在全国视角来统筹各区域利益。每个地方的发展程度和资源禀赋不尽相同，需要更加精准的因地制宜和因城施策。发达地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在增量上多做文章，即更多考虑运用新能源新材料实现绿色改进；欠发达地区和传统行业，在采用新技术的同时更要注重效率的提升，即用更多力量去优化存量，提升生产效率。第二，时间维度：会议提出“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即要求把握好时间节点，做到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科学合理的替代，在执行层面切莫操之过急。一方面，不能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同一时序来考察。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大规模采用新能源的成本问题。第三，节奏维度：在双碳目标的推进过程中要把握好“稳中有进”“缓进急功”的节奏：一是保证“稳”字当头，“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二是做到“缓进急攻”，双碳目标实现的整体节奏要控制住，但是在具体行业和区域，就一定要采取“急攻”态势，比如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要下大功夫治理，甚至是“壮士断腕”，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零碳社区、零碳园区、零碳街道及零碳城区示范点，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积累好的做法和经验。
30.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动逻辑。2021年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庄贵阳于《北京日报》发表题为《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动逻辑》的文章，文章围绕以下三点进行阐述。第一，警惕“双碳”盲动，保持政治战略定力。政策驱动碳达峰碳中和必须首先明确方向性问题，解决好“立什么”、“破什么”的问题，既要避免“攀高峰”、“搭便车”的观望态度、侥幸心理，也要防止阻碍经济发展、只做减法不做加法的“无米之炊”。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碳达峰碳中和不只是一个能源替代和技术创新问题，而是需要经济社会系统性的全面变革。要从根本上确立减碳降碳是一种发展过程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的理念，碳达峰碳中和是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设定的众多目标之一，“双碳”行动必须保障碳达峰碳中和全局目标的有效衔接，要聚焦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基础性领域和方向，强化战略思维，谋定而后动。不仅要切实落实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而且要严格防控政策风险，安全降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的同时，推进“双碳”战略要统筹考虑能源安全、经济增长、社会民生、成本投入等诸多因素，处理好发展与减排、发展与安全、短期与长期、减污与降碳的关系。第二，明晰“双碳”路径，有序推动能源转型。碳达峰碳中和的深层次问题是能源问题，能源转型是全社会推进“双碳”战略的重点，核心是建立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电力系统。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第三，调整“双控”制度，释放更多增长动能。虽然能耗“双控”对于控制碳排放贡献明显，但能耗“双控”和碳排放“双控”并不能划等号。能耗“双控”的核心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根本目的是促进高质量发展。能耗“双控”虽然在执行上更加直接、简便，但并没有反映不同能源的单位能耗排放强度的差异。碳排放“双控”的着眼点是低碳发展，将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表征碳排放不是经济增长的约束，减碳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31.碳中和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潘家华12月29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碳中和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文，认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多目标全方位的，纳入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把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在简单明了的刚性目标下，推进的是全社会全方位系统性变革；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强有力的抓手，是生态文明转型进程的刚性测度。碳中和革命的成功，需要人类文明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型，修正并逐步摒弃避免工业文明的物质财富线性累积的逐利模式，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范式。生态文明新发展范式强调发展质量，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下，碳中和发展范式转型不受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目光短浅零和博弈格局的掣肘，其背后有着自身的生态逻辑，遵循“和谐”和“有限”的生态规律。实现碳中和，不能依靠自然转型，必须通过规避可能的灾难性气候风险，突破工业文明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达到延续并改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与“有限”的目的。我国碳中和革命需要整体协同：一方面，生产侧的可再生能源革命要协同兼顾传统煤电和以煤电为主体的电网的利益，同时启动加速化石能源电力行业自身的革命；另一方面，能源消费侧的革命是承接和顺应能源生产侧革命的需要，实现零碳电力替代化石能源消费终端需求，要从提高建筑能效和零碳电力替代两个方面发力，但其成败也取决于技术创新与突破。需要注意的是，生态文明发展范式下的碳中和革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整体协同，不是排放依旧、末端治理的协同。
32.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据新华社报道，1月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深刻而长期的系统性变革，并非一蹴而就、一朝一夕之事，既需要各方积极作为、大显神通，更需要全国统筹谋划、常抓稳打，坚持全面统筹、循序渐进、双轮驱动、节约优先、防范风险，做到有序推进，只有这样，才能蹄疾步稳、行稳致远，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既定目标。第一，坚持全面统筹，防止“顾此失彼”。碳达峰碳中和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加强通盘考虑、科学谋划、整体推进，抓牢“牵一发而动全身、布一子而活全局”的重点，实现全身皆动、满盘皆活，坚决防止畸重畸轻、顾此失彼。第二，坚持循序渐进，防止“急于求成”。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个由认识到行动、由行动到深化的持续的、长期的过程，并非一日之功，需要按照一定的步骤、逐个阶段推进，直至实现既定目标，坚决防止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要把握阶段性特点，有序稳妥推进。第三，坚持双轮驱动，防止“因循守旧”。政府是实施资源宏观调控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是“看得见的手”，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形式，是“看不见的手”。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仅要用好“市场之手”，还要用好“政府之手”，做到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实现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第四，坚持节约优先，防止“大手大脚”。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节约优先是在资源利用上把节约放在首位，着力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出资源消耗，有效避免资源浪费，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第五，坚持防范风险，防止“未形之患”。“双碳”工作是我们党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开展的一项新的伟大实践、伟大斗争，不仅涉及到国家能源安全、经济持续运行，同时还关系到企业生存发展、群众生活需求。确保安全顺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必须坚持防范风险，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也要防范“灰犀牛”，稳妥处理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可能伴生的各领域风险，坚决防止过度反应、未形之患。
33.四川通过《关于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推动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定》。2021年12月2日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四川省委关于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推动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指出到2025年，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容量达到1.3亿千瓦，清洁能源消费比重达60%左右，绿色低碳优势产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20%左右。到2030年，清洁能源消费比重达66%左右，绿色低碳优势产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25%左右。到2035年，清洁能源消费比重达70%左右，绿色低碳优势产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30%左右。主要举措包括：第一，充分挖掘水电发展优势，继续推荐相关重大水电项目开发与利用，推进水风光多能互补一体化发展。第二，拓展光伏在社区和种养殖、交通、市政等领域的应用场景。集中开发凉山州风能和攀枝花市、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太阳能，支持在川晶硅光伏企业参与光伏电站开发。第三，推进川中、川东北等重点气田建设，加大宣汉、安岳、大英等地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规模化开发利用天然气。第四，统筹推进氢能安全生产和“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支持成都打造“绿氢之都”、攀枝花打造氢能产业示范城市。第五，发挥各类储能技术经济优势，统筹布局电源、电网、用户侧储能设施，提升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推进电化学储能、飞轮储能研发应用，探索压缩空气储能，开展光热储能和氢储能等示范应用，构建多元协同储能体系。第六，科学有序推进川西北锂辉石矿高效综合利用，加快川东北锂钾资源勘探开发，增强锂矿资源安全保供能力。支持遂宁加快建设“锂电之都”。支持阿坝、甘孜依托“飞地园区”合作开展锂资源精深加工，促进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壮大。
34.碳中和与中国经济增长逻辑。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在《中国工业经济》期刊2021年12月刊中发表了《碳中和与中国经济增长逻辑》一文。就碳中和提出的战略意义与时代背景、碳中和的几个误区以及碳中和愿景下中国经济模式转型实施路径几个方面展开了论述。文章指出推进碳中和目标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次重要变革，中国在完成工业化进程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随之下降，思考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和全要素生产率最重要的来源是新发展阶段重要的议题，而这也是碳中和提出的时代背景。而中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时间紧、任务重、挑战大，社会普遍存在以下几个关于碳中和的认知误区：一是实现碳中和是一个技术问题，实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经济学、管理学问题；二是碳中和主要涉及二氧化碳排放占比高的行业，实则任何一个行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都通过投入产出关系联系在一起层层传递叠加；三是碳中和主要涉及生产型行业，与消费主导型行业关系不大，实则消费方式的转变对缓解气候变化起到重要作用，消费偏好和方式的变化会从需求端倒逼供给端的改革；四是碳中和是经济社会发展一个新的约束条件，实则围绕减排和增汇的技术变革、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将直接改变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改变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和发展动能；五是通过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能够形成统一的碳价格，实则实现碳中和需要思考应通过什么样的更有效的市场机制发现差异化的碳价格。碳中和愿景下中国经济模式转型实施路径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必须聚焦碳节点行业来推动碳中和目标，第二应当引导低碳生活，改变消费者效用函数非常重要，第三是需要通过市场交易形成差异化的碳价格。
35.中国城市建设碳中和白皮书公布。2021年12月，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 联合工程顾问公司奥雅纳发布了《城市建设碳中和白皮书》，强调了城市在碳中和路径中的重要作用，并分析了构成城市碳中和的5大要素、特殊关注点和实践策略。目前，中国正着力推动能源、产业、交通、基建、经济、技术等十个领域的加速转型创新，并推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城市已经成为实现碳中和的主阵地和关键点，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城市绿色发展既是挑战和约束，也是机遇与方向。白皮书指出，如中国进入快速脱碳路径，预期将带来百万亿级别的经济增长。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新能源、建筑业、交通业、服务业、农林业、零售与旅游业等产业将成为增长潜力最大的行业。同时，白皮书将碳中和城市的构成分为基底、结构、形态、支撑和治理五个要素。能源结构是影响中国中短期脱碳进程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也是城市碳中和的基底。工业制造是全球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实现城市碳中和还需要关注产业结构。紧凑的城市形态、综合的土地利用和健康的生态网络结构是城市碳中和形态发展的主要方向。交通基础设施是连通城市的血脉，也是其系统性的硬件体系，绿色交通与技术是碳中和的支撑。强化城市碳中和的治理体系是促进城市碳中和的必由之路。白皮书还深入阐述了涉及5大碳中和城市要素中的特殊关注点，它们分别是土地规划，交通设施，交通运输，建筑建设。针对实现碳中和的相关策略和建议进行总结，那就是经济社会需要进行系统的变革，不仅需要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和创新，以及行业和企业层面的齐手并进，还需要政府层面的掌控和居民层面的广泛参与。
36.韩国加速迈向碳中和。记者薛严12月31日在《科技日报》上发表《双管齐下 韩国加速迈向碳中和》一文表示，韩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逐渐成为世界重要经济体。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其能源环保领域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当前，韩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世界排名第11位，石化和钢铁等制造业比重偏高，煤炭发电比重达到40%。为解决环保问题，同时利用在氢能源、电池制造等领域已有的技术优势完成新时期经济转型，韩国政府决定主动求变，以碳中和为契机，积极培育数字经济、环保型战略新兴产业。为此，总统直属的“2050碳中和委员会”于2021年5月应运而生。12月10日，韩国政府在总统府邀请碳中和先进企业举行战略报告会，公布了“工业与能源碳中和大转型愿景与战略”。根据该战略，韩国政府树立了成为“引领低碳经济的世界四大工业强国”之一的高目标，为此将在能源供应、流通、消费等全过程实现清洁能源转型。一是政府将加大在氢能、可再生能源、电网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为无碳电能和清洁氢能的供应打基础；二是到2034年淘汰24座老旧煤炭发电机组，将煤炭发电配额制度向民间领域推广，通过这些努力争取到2050年全面淘汰煤炭发电；三是政府将与公营企业合作扩大对碳中和项目的投资，并带领民间领域增加碳中和投资，目前韩国政府预计2025年官民对该领域投资达到94万亿韩元。
主 编 杨梦琦 mqyang97@163.com
责任编辑 贾寰宇 jhy13261692355@163.com
责任编辑 潘 婷 1729948798@qq.com
观点摘要仅用于学术交流，原文版权归原作者和原发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