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前沿观点摘要

（5月份）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
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2024年第6期（总第34期）

本期“碳中和”前沿观点摘要（下称观点摘要）摘录了2024年5月“碳中和”相关政策、观点及近期学术研究成果供学习参考。本期观点摘要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报告、学术论文、政府发言及专家学者评论等进行整理，汇总了有关能源系统、产业转型、低碳政策和双碳目标等研究内容。此外，我们还着重关注了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绿色低碳建设情况。

一、加快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与行动

• 1.国务院印发《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 5月30日，国家发改委官网发表《国务院印发<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一文称，节能降碳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为加大节能降碳工作推进力度，采取务实管用措施，尽最大努力完成“十四五”节能降碳约束性指标，制定《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方案总体要求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一以贯之坚持节约优先方针，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强化碳排放强度管理，分领域分行业实施节能降碳专项行动，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更好发挥节能降碳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奠定坚实基础。2024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2.5%左右、3.9%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源消耗降低3.5%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18.9%左右，重点领域和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形成节能量约5000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1.3亿吨。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0%左右，重点领域和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形成节能量约5000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1.3亿吨，尽最大努力完成“十四五”节能降碳约束性指标。
• 2.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够对控排企业形成有效激励约束，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胡珺等人于2023年4月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碳排放规制、企业减排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自然实验》研究了碳市场对控排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中国深化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在新时代背景下，该市场导向型环境规制能否引导中国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备受中国政府与社会各界关注。文章的结论及建议如下。第一，趋紧碳市场控排企业的纳入标准。文章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引导企业低碳环保转型中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效应，但还未形成地区或行业溢出效应。从本文整理的各地区碳市场控排企业名录来看，目前上市公司占比还仅约11.27%，说明碳市场的积极效应还存在较大的挖掘空间。第二，持续优化碳市场的机制设计。中国目前并存八个地区碳市场以及覆盖电力行业的全国统一碳市场，各碳市场在初始配额分配方式、核算方式等机制设计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控排企业初始碳配额采用有偿分配和基准法核算时，能够对控排企业形成更好的激励约束，提升碳市场的生产率效应。因此，地区碳市场和电力行业的全国统一碳市场在机制设计优化过程中，可以重点关注这两个维度。第三，降低碳市场非履约主体的参与门槛。中国现存各大碳市场虽然陆续放开了非履约机构和个人的交易许可权，但仍然存在着较高的门槛，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机构投资者和个人的市场参与机会。但机构和个人等非履约主体参与对市场良性运转非常重要，是提升碳市场流动性的关键力量。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当碳市场非履约主体交易参与度更高时，碳市场能够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
• 3.关于绿电交易、绿证交易和碳交易的几点看法。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教授、所长张希良近日在《中国环境报》发表观点文章，就绿电交易、绿证交易和碳交易这三个制度之间的关系发表了一些观点看法。首先，绿电交易和绿证交易都是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的交易制度，但两者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别，不易做到完全替代。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一是电力价值交易与可再生能源属性交易是否分离，二是对电力可再生能源属性的确认范围不同。以电力购买协议为基础的绿电交易能够确定从发电到输配到最终使用整个电力供应链的可再生能源属性，而绿证交易本身只能在发电环节确认电力的可再生能源属性，因而在很多情况下绿电交易的电力溯源可信度要高于绿证交易。其次，尽管绿电交易和绿证交易也能促进碳减排，但它们和碳交易是两种不同的交易制度。一是性质不同。碳市场一般由各国政府建立，《巴黎协定》第六条专门规定了各国碳市场衔接规定，目前具体操作细节正在谈判。绿证主要由非政府认证组织发起，不同组织的绿证标准不同，尚没有国际共识，也未建立权威的政府间组织，我国绿证正努力争取境外绿证核发机构和组织的认可。二是作用不同。碳市场是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有效主渠道。CBAM对出口欧盟产品提出产品碳排放核算要求，对已经在本国碳市场支付的碳成本予以减免。绿证是一些跨国企业对其供应链低碳要求，绿证是否可以帮助企业应对碳壁垒，取决于获得国家间认可而不是非政府组织认可，目前CBAM主要是需要与欧盟碳市场规则对接，而欧盟碳市场目前不认可各类绿证，但认可碳市场。最后，这三个不同的交易制度也是存在关联的。第一，绿电交易和绿证交易的价格关联性就很高，绿证的交易价格会影响到绿电的交易价格，反之亦然；第二，在碳交易制度下，碳排放资源的稀缺性得以不断显现，碳价不断上升的走势也会影响到绿电和绿证的价格；第三，如果碳交易管控的碳排放包括电力间接排放，绿电的交易信息能够为核算企业碳排放和向企业发放配额提供重要数据和凭证。
• 4.完善家电新型消费反馈机制，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 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张鹏在《经济日报》发表文章《面向消费新需求培育新质生产力》。文章提到，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我国居民消费已从量的满足转向质的提升，消费规模增长、结构升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消费品升级换代提出了要求，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品升级换代具备了新型消费的主要特征，这不仅有利于深挖消费业态、拓展消费场景，也使消费成为优化供给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第一，新型消费更加注重消费者与生产者互动，消费和生产在相互促进中实现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新型消费区别于传统消费，主要体现在消费对生产的反馈机制，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有利于生产过程更加人性化和智能化，使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得到满足。以汽车和家电为例，传统消费下汽车和家电仅仅能够满足消费者对商品的偏好和需求，而随着人工智能、5G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加载了智能化、网络化的汽车和家电不仅能满足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还能将消费者行为、偏好反馈给生产者，促进生产端产品与服务持续更新。第二，新型消费更加侧重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深度应用，已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随着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不断渗透、密集活跃，科技创新的量级、能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牵引力、融合力和驱动力。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新型消费也是“三新”的代表之一。第三，新型消费加快重构新型生产关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基础。新型消费融合数字化、智能化和场景化特征，线上线下融合所构建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加快了供需匹配，提高了消费者体验，为满足消费需求越来越倚重产品服务的品牌品质，这有利于打通束缚新型消费发展的堵点卡点，让消费品在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中满足多样化需求。面对新型消费时代的到来，疏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让要素增值，让消费者获益，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 5.绿色低碳经济金融人才的需求增长。 据复旦大学新闻门户网站5月24日文章《教育与金融双向赋能！复旦与上海银行、国泰君安合作签约》报道，复旦大学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首场“金融强国”专题报告会正式举办，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陈诗一作了主题为“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不断推进碳中和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报告。首先，陈诗一教授深刻说明了生态文明建设已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这种融合正是中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深刻理解和坚定追求的体现。但是，碳中和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面对艰巨的任务、巨大的挑战，能源结构转型是关键一环。其次，陈诗一教授分析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产业结构，基于历史数据，新型工业化与能源转型是实现中国特色碳中和的重要路径。中国要实现碳中和，我们首先得在工业部门取得碳中和，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同时，还需要大力推进能源转型，推动能源产业变革，从传统的化石能源转向更为清洁、可持续的能源形式。所以，能源技术革命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最后，从金融促进碳中和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角度，陈诗一教授指出绿色金融将金融服务会纳入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中，将绿色生态理念贯穿于金融服务诸业态之中，进而形成有别于传统金融发展的新服务、新模式、新工具和新方法。并且强调，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需要约4000万各行各业的人才，其中绿色低碳经济金融人才的需求占据近四分之一。因此，加强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特别是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养，已成为当务之急。
• 6.生态环境部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 6月5日，生态环境部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指出，到2027年，制定出台100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初步构建，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和分级管理制度初步建立，重点产品碳足迹规则国际衔接取得积极进展。到2030年制定出台200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覆盖范围广、数据质量高、国际影响力强的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基本建成，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和分级管理制度全面建立，产品碳足迹应用环境持续优化拓展。《实施方案》提出四方面22条重点工作任务。一是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内容包括发布产品碳足迹核算通则标准，发布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建立完善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建立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建立产品碳足迹分级管理制度，探索建立碳足迹信息披露制度。二是构建多方参与的碳足迹工作格局。包括强化政策支持与协同，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丰富拓展推广应用场景，鼓励地方试点和政策创新，鼓励重点行业企业先行先试。三是推动产品碳足迹规则国际互信。包括积极应对国际涉碳贸易政策，推动产品碳足迹规则国际对接，推动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品碳足迹规则交流互认，积极参与国际标准规则制定，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四是持续加强产品碳足迹能力建设。包括加强产品碳足迹核算能力建设，规范产品碳足迹专业服务，加强产品碳足迹人才培养，强化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建立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计量支撑保障体系，加强产品碳足迹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
• 7.中国低碳政策演进、阶段特征与治理模式变革。 魏亿钢等4月20日在《中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中国低碳政策演进、阶段特征与治理模式变革》。构建“双碳”政策体系、实现“双碳”目标，亟须对我国低碳政策发展脉络的治理模式变革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基于政策变迁理论，构建“政策目标—政策主题—政策波动”分析框架，利用文本挖掘技术和政策计量方法对我国2000-2021年间颁布的1743条低碳政策进行分析，总结低碳政策发展的阶段特征及演化路径，定量评价各政策主题在不同阶段的贡献度，并系统刻画我国低碳治理模式的变革。研究表明，低碳政策主题经历了由“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并重”到“节能减排”，再到“节能减排减污降碳协同”的低碳治理战略布局演变；低碳治理经历着探索式治理、运动式治理、多元式治理和适应式治理的模式变革历程，不同模式下约束力度和激励力度组合特征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差异。
• 8.新型电力系统需要什么样的电价机制？ 能源新媒网发文称，2023年7月11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会议指出，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电价理论是电价形成机制设计的基础，其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电能价值分析（或成本分析），二是电价如何形成。前者回答“合理电价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后者回答“采用什么样的价格或市场机制来形成合理电价”的问题。与别的市场不同，电力市场是人为设计的市场，其市场出清需基于科学描述电能价值的量化的精确模型来进行。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对电价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依据会计成本核算来制定电价。除特殊情况外，电力负荷无法由单个电源来供电，因此电能的价值必须放在整个电力系统中考虑，而且不同类型电源在电力系统中的价值存在一定的相互替代性，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可以度量的。在新能源大规模接入的背景下，由于新型电力系统的运行机理和稳定特性更加复杂，电能价值将更加复杂化。除了传统电力系统的容量价值、电量价值，电能还具有灵活性、安全性和韧性等多种不同的价值，使得问题更加复杂。适合国情的电价体系只能建立在我国财税、金融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现实基础之上。电力作为公共产品属性很强的一种特殊商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上是难以用经典经济学中有关一般商品的理论来研究的。随着新能源的大规模接入，全世界的电力市场都面临重大挑战，亟需从电价等基础理论着手开展深入研究。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市场理论应明确以下方面的内容：一是按市场效率优先原则，首先要在电能量方面展开公平竞争。二是应当明确狭义的电力市场只能解决效率问题，而不能要求它解决公平问题。三是应当要求狭义的电力市场能为广义的“大电力市场”提供有利的实施条件。
• 9.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有利于促进能源转型。 Ren等人2024年Energy Economics发表文章Is the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energy transition?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文章使用差异模型研究了碳排放权交易方案对能源转型的影响，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其他稳健性测试方法，利用中国2010-2016年的省级数据，为碳排放权贸易方案在能源转型中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结果表明，第一，碳排放交易计划促进了约4.6%的能源转型；第二，稳健性分析揭示了碳排放交易计划在能源转型中的有益作用；第三，机制分析将技术创新和金融脱碳确定为两个关键的影响路径。文章为完善中国的碳排放交易计划和加快能源转型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 10.中国香港能源部门利用食物废弃物发电。 Kurniawan等人于2024年在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中概述了食物废弃物转化为电能以实现碳中和的过程。确定了废物转化为能源（WTE）过程中甲烷和电能的生产情况，同时也对其销售收入和环境效益进行了定量和定性评估。研究发现，食物废弃物每年可发电4.33×10^9千瓦时，避免了相当于每年34.6亿美元的电费（基于美国每千瓦时8美分的电价）。每年可减排相当于9.9×10^8千克的二氧化碳。根据预测的甲烷和电能生产情况，市场上其电力销售收入在第一年为1.44亿美元，在第十五年为4.24亿美元。建模研究表明，每公斤填埋废物可生产0.8千瓦时的电能。食物废弃物发电成本低至每千瓦时8美分。尽管结果令人鼓舞，但在商业规模生产及其与传统化石燃料成本相当的应用上仍存在技术经济瓶颈。已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高温室气体排放和高生产成本。总体而言，这项工作不仅有助于避免温室气体排放，还通过为家庭提供电力来实现能源供应多样化。预期这项工作将提升公众对整个城市固体废物管理系统的理解，全面了解最先进的回收设施的发展。这将激励全球其他城市有效处理可生物降解的食物废弃物，并改进废物回收实践。 

二、推动能源系统清洁化转型

• 11.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步伐加快。 据人民网5月22日文章《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步伐加快》报道，今年以来，新型储能的不同技术路线持续落地。新型储能是指除抽水蓄能外，以输出电力为主要形式并对外提供服务的储能技术，包括电化学储能、压缩空气储能、重力储能等。它们可改变电力系统传统的即发即用方式，好比“超级充电宝”，新能源大发或者用电低谷时充电，新能源出力小或者用电高峰时放电，有利于促进新能源开发消纳和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风电光伏发电间歇性、波动性大，大规模、高比例接入需要储能等调节性电源作为支撑。和受选址要求高、建设周期长等因素影响的抽水蓄能不同，新型储能具有布局灵活、建设周期短、响应速度快等优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新型储能”。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达3530万千瓦/7768万千瓦时，较2023年一季度末增长超过210%。当前新型储能发展呈现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技术创新不断突破，应用场景更加丰富的特点。2023年，新型储能新增装机规模约2260万千瓦/4870万千瓦时，是“十三五”末装机规模的近10倍。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逐步呈现集中式、大型化趋势，截至今年一季度末，10万千瓦以上的项目装机占比为54.8%。技术创新不断突破。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何肇介绍，虽然当前我国新型储能技术路线仍以锂离子电池储能为主，占比超过95%，但各类新技术路线的工程化应用正在加快。去年以来，多个300兆瓦等级压缩空气储能项目、100兆瓦等级液流电池储能项目、兆瓦级飞轮储能项目开工，重力储能、液态空气储能、二氧化碳储能等新技术落地。应用场景更加丰富。新型储能接下来要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仍需在安全、经济、绿色等方面下功夫。
• 12.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促进煤炭高质量发展。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决策部署，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数智技术与煤炭产业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煤矿智能化建设水平，促进煤炭高质量发展，5月21日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 促进煤炭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下简称《通知》）。《通知》从坚持分类推进、创新发展模式、提升建设运行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建设任务要求。一是坚持分类推进。统筹存量和增量，重点突出大型煤矿和灾害严重煤矿，考虑推进紧迫性和现实可行性，分类提出煤矿智能化建设安排。建设煤矿方面，新建煤矿原则上按照智能化标准设计建设，在建煤矿特别是大型在建煤矿要及时增补智能化建设方案，具备条件的力争在竣工投产前完成智能化建设。要一矿一策制定智能化改造方案，全面增强生产安全保障能力。二是创新发展模式。近年来，各地各企业坚持试点探路、典型引路、经验开路，加快推进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要进一步加快推广汇编中推荐的成熟方案，发挥示范煤矿引领带动作用，因地制宜探索应用适合本地区、本企业的智能化建设模式，重点加快煤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多系统联动耦合，努力实现单个系统智能化向煤矿整体智能化升级；发挥重点企业区域生产集中优势，开展群矿联合升级建设，推动形成矿区整体规划、梯次推进的建设模式；积极推广应用智能充填开采、边采边复等绿色开采技术，推动矿区智能绿色协同发展。三是提升建设运行水平。顺应新一代数智技术快速发展趋势，结合不同煤矿生产特点和系统运行情况，分别提出持续推进智能化系统优化升级。重点推进开采系统智能决策自主运行、掘进系统工艺设备高效协同，采掘工作面实现超视距远程控制与现场少人无人。露天煤矿重点推进自主采装、矿用卡车无人驾驶、装运卸机器人化协同作业。选煤厂重点推进高精度煤质在线检测、智能分选控制。鼓励引导煤矿企业联合组建技术创新团队，及时解决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可靠问题，提升场景化应用和现场适应性。
• 13.推动分布式光伏有序接入。 南网能源院的席云华、黎立丰于5月发表文章《推动分布式光伏有序接入》。首先，作者在以下三个方面介绍了分布式光伏的发展现状。一是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占全部光伏新增装机的一半左右。二是分布式光伏装机占全部光伏发电装机的比重超过40%。三是目前我国大部分项目采用“余电上网”模式。接着，作者指出分布式光伏的发展在以下三方面仍有难题待解。一是分布式光伏的定义和界定尚未形成共识。现行国家政策、地方政策、国标、行标、电网企标之间，对分布式光伏的定义和管理存在差异，分布式与集中式的划分界定尚未形成统一共识。二是大量不受调控的分布式光伏并网，将对系统平衡造成影响。三是分布式光伏逃避了公平承担社会责任。分布式光伏承担的政策性义务少（不调峰、不分摊、不配储），大量分布式光伏并网加大了电网消纳、保供压力。最后，作者提出了三条针对性的建议：一是亟须明确分布式光伏的定义，完善分类管理制度。可以将“全额上网”的分布式光伏按集中式光伏电站管理，将合作开发、融资租赁模式的户用光伏按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管理。二是建议各地制定公布每年分布式发电的并网规模上限值及计算方法，实现有序协调发展。三是推动分布式光伏承担系统调节责任。按照“谁提供、谁受益；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考虑不同售电模式下光伏项目收益情况，建议分类分步推动“全额上网”的分布式光伏、工商业分布式光伏、户用光伏、党政机关和公共建筑屋顶光伏公平承担系统调节责任，分摊新型储能成本。
• 14.喀什氢能产业从战略纵深做布局。 据新京报2024年5月29日文章《喀什：借着风光优势，“跑通”从产业到应用的绿色链路》报道，5月27日，新疆喀什地区优质的绿色能源项目亮相正在举办中的第十四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简称“外洽会”）。喀什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和中巴经济走廊的起点，近年来经济社会加速发展，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6.4%。2023年，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1.11亿元、同比增长21%，固定资产投资720.23亿元、同比增长7.4%。在演讲中，喀什地区政协工委副主任刘四宏表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喀什地区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正在提速发展，累计获批的光伏规模和新增光伏并网规模均位于全疆的第一位。喀什地区的沙漠、戈壁、荒漠等国有未开发利用土地可满足2亿千瓦装机的光伏开发用地需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四五”规划建设的“千瓦千万级新能源集聚区”，到目前喀什地区累计获批的光伏规模达到了1484万千瓦，光伏装机规模达到了533万千瓦。到2025年，喀什地区光伏装机规模会达到1500万千瓦，丰富的太阳能、水能、土地资源为发展光伏制氢及氢能产业奠定了基础。喀什将立足于打造南疆乃至全疆区域内业态最丰富、应用场景最适合、发展规模最大的氢能发展产业目标，在交通领域应用方面将在全地区持续推动光伏电解水制氢一体化项目建设，开展加油、加气、充电、加氢一体化综合能源站建设，逐步实施燃油动卡、城市公交、冷链物流车、旅游快艇、共享单车等氢能替代，全面构建绿色节能、方便快捷的氢能交通格局。
• 15.充分开发生物质能是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 宿宇、张建红于6月在《中国电力报》发表文章《因地制宜开展生物质能利用》。作者首先介绍了生物质能的利用现状：一是资源丰富，二是开发利用空间巨大，三是绿色低碳，四是较易推广，五是利用方式灵活。作者接着指出，生物质能利用在近年来的发展过程中面临以下挑战：一是认识存在局限，二是成本居高不下，三是技术支撑不足，四是原料获取不易，五是服务能力滞后。作者最后提出，为了破解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存在的瓶颈问题，应因地制宜、稳妥有序推动生物质能应用尽用：一是找准应用场景。逐步构建以生物质能发电、供热为主，生物天然气、非粮生物质液体燃料产业为辅的生物质产业发展格局。二是加强技术支撑。加快生物质能在技术、开发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和试点应用。三是稳定资金投入。把生物质能产业发展与农村新能源建设、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对生物质固体燃料、沼气等项目予以适当补贴，带动农民就业和增收。四是保障原料供应。明确各地政府以乡村能源站为支点，建立健全生物质原料的收集、运输、处置、燃料生产加工等服务网络体系。五是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六是创新商业模式。积极探索“生物质能管家”、“生物质能合同管理”、“生物质能合作社”、“生物质能银行”等商业模式。七是抓好宣传培训。重点抓好生物质能项目的技术培训工作，对生物质能产业相关的职业工种实行职业准入和持证上岗制度。
• 16.大力发展新能源是改善我国能源结构的必然选择。 4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王恰于《当代经济管理》期刊发表《中国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进展、挑战及对策》。王恰提出，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和产业链的构建，可以有力的带动装备制造、科技研发、配套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我国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经济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王恰总结了目前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第一，“风光”行业陷入激烈的价格“内卷”，企业净利承压严峻。在过去 3-4 年的时间内，国内风机价格一路走低，风机销售毛利率大幅下滑，整机制造环节几乎没有利润，企业经营承受较大压力。此外，2023 年，在整个光伏行业欣欣向荣之际，企业盈利情况却并不乐观，“量增价减”“产能过剩”“回归技术创新”“加速洗牌”成为这一年的关键词。第二，部分地方和企业盲目上马新能源项目，“一哄而上”“跑马圈地”“重立项轻利用”等问题显现。进入“十四五”后，在“双碳”目标推动下，各地区相继出台新能源建设规划和装机目标，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第三，欧美加强本土供应链保护政策，中国新能源产品出口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风险。由于本地市场被外国企业挤占，再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地缘冲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在一些欧美新能源企业与行业协会的推动下，2023 年欧美政府出台了多项本土供应链保护政策。这些贸易逆全球化趋势，给中国新能源产品出口和海外新能源项目投资带来一定不确定性风险。
• 17.新能源新兴产业在推动新质生产力中至关重要。 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才能等学者在石油学报发表了《新能源新兴产业在推动新质生产力中的地位与作用》论文，他们指出在全球气候变化、碳中和共识和能源转型的背景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新能源新兴产业已成为各个国家的重点发展方向。新兴产业代表着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方向，加快布局和发展新能源新兴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主导产业升级转型、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加快布局是产业总体发展趋势。全球能源经历了“美国黑色页岩油气革命”和“中国风、光、氢、储新能源革命”两场革命，新能源承担着能源转型＋能源安全＋能源独立＋能源强国的新使命。新能源是重要的新兴产业，在中国“洁煤、稳油、增气、强新，多能互补、智慧协同”的能源战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能源体系在制造能力、基建能力和智慧化能力的推动下，正在由基于地下资源禀赋的现行能源体系走向基于技术创新的新型能源体系。新质生产力促进新能源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双碳目标”前轮牵引、“能源经济＋能源安全”后轮驱动的碳中和能源“四轮驱动”向着新能源引领下箭头向前的新能源“可能斜三角”转变，将成功破解一直困扰能源领域的“不可能正三角”矛盾。文中提出，创新平台建设、科技创新驱动、创新联合组建、人才队伍发展和产业链条建设等系列举措，涌现一批科技领袖，可促进新能源新兴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助力实现新能源“技术独立”，助推中国实现“能源独立”。 

三、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 18.“一带一路”国家可以通过电力贸易抵消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Gu等人2024年在Energy Economics上发表文章Can power interconnection buffer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Evidence from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电力贸易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传统的商品贸易相反，电力贸易主要依赖现有电网，因此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较小。“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可以通过维持或增加与其他可连接国家的电力贸易来确保其能源供应。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可以带来更多的区域电力合作和很大程度的电力贸易。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电力贸易的影响在“一带一路”沿线低收入国家不太明显，因为这些国家的电网建设需要资金限制和稀缺的初始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高收入国家相比，中等收入国家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更大，因为它们的电力市场不太成熟，互联增长的潜力更大。中等收入国家更有可能加强电力互联互通，以应对不确定性上升，因为电力互联增长的空间更大。第三，与其他地区不同，独联体国家能源资源丰富，在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不依赖增加电力贸易来确保国内消费。相反，其他能源资源有限的国家更多地依赖电力互联来缓解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 19.加强环境产品贸易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贺胜兵等2024年5月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期刊发表《环境产品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及演进机制——基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实证》。该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利用2000-2020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54种环境产品贸易数据构建环境产品贸易网络，采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探究区域环境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样本区间内，环境产品贸易网络密度和平均聚类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平均路径长度缩减，网络直径较短，但是受疫情影响，2020年网络特征指标数值明显下降。第二，意大利、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的点出度与点入度排名位于前列，在贸易网络中发挥“桥梁”与“枢纽”作用。中国后来居上，成为点出度与点入度最高的国家，引领区域环境产品贸易发展。第三，欧洲与亚洲是环境产品贸易网络中贸易合作最密集的两个地区，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具有较少的环境产品贸易关系，且源自板块外进口关系数显著多于出口关系数。第四，TERGM分析表明，环境产品贸易网络存在显著的互惠性、连通性、稳定性和变异性。工业增加值、经济自由度和绿色创新存在发送效应和接收效应，人均GDP、环境规制存在发送效应。地理距离不利于形成环境产品贸易合作。第五，环境保护型产品、可再生能源产品、环境监测分析与评价设备贸易网络的形成和演化具有异质性。基于该结论，从引领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因地制宜深化环保产业合作、加快环保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提出了深化和拓展“一带一路”环境产品贸易关系的对策建议。
• 20.挪威看好与中国的绿色合作前景。 据新华社5月26日文章《挪威政商人士看好与中国的绿色合作前景》报道，中国驻挪威大使馆近日在奥斯陆举办“共赴绿色未来——中国-挪威绿色合作研讨会”。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副理事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在会议期间表示，中国允许特斯拉等外企在中国市场投资、生产、销售，以提升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强度，形成“鲶鱼效应”，催生了一批有竞争力的本土汽车品牌，这一成功经验值得包括挪威在内的西方国家学习借鉴。其他西方国家应该允许中国企业在美国和欧洲投资设厂，带动提升本土企业竞争力，使其也能在未来的绿色经济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关闭市场只会导致走下坡路。挪威外交部可持续发展司司长奥德-英厄·夸尔海姆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印象深刻，认为全球在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国际合作是挪威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挑战的重要抓手。挪威与中国在绿色转型、海洋污染治理、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有许多共同关切，期待两国加深合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四、加速碳减排进程，助力双碳目标达成

• 21.中国纺织业设定气候目标，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6月1日，新浪财经发表《纺织行业低碳转型再加速 23家品牌加入30·60碳中和计划》一文称，目前，纺织企业尚未完全摆脱高耗能、高排放的现状。为了降低纺织行业碳排放，应从纺织纤维原料、分销消费过程、生产加工过程和废弃纺织品处理四方面着手，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现代产业体系。作为我国传统优势产业，纺织行业涵盖了原辅料制造、纺织制造、服装生产等多个环节，是全球绿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推进者。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获悉，截至5月30日，已有共计23家品牌企业、42家制造企业加入时尚气候创新30·60碳中和加速计划，共同推动纺织行业“双碳”行动的目标。在当前全产业链低碳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纺织行业着力通过创新行动，推动自身减排承诺与转型发展，成为“双碳”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社会责任办公室主任阎岩会上透露，通过对加入的制造业企业和品牌企业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估发现，83%的企业已经设定了气候目标，且超过50%的企业是以“双碳”目标为最重要形式。在设定了“双碳”目标的企业中，62%企业目标在2030年前早于国家目标提前达峰，82%企业目标在2060年前早于国家目标实现中和。除了“双碳”目标之外，更多企业也设定了其他多元化的气候目标，比如说绝对的减排目标、强度的减排目标以及可再生能源目标等，都在以量化的方式在彰显行业企业的气候雄心。《“时尚品牌30·60碳中和加速计划”进展报告》显示，中国纺织服装行业温室气体排放自2000年起随着行业快速发展逐步上升，而后进入平稳期。从排放来源看，中国纺织服装行业排放主要来自上游的材料制造加工端（包括纺织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占比低于10%。产业低碳绿色转型不是单点突破，而是多利益相关方的合力推进。更加透明无间的供应链，更加多元跨界的创新体正在形成。覆盖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更加集约化的投入产出关系加速构建。
• 22.自2019年欧洲电力部门碳排放量已下降20%。 根据Carbon Brief 5月31日文章Analysis: European power-sector emissions fall by 20% since last EU election分析，自2019年上次欧洲议会选举以来，整个欧盟的电力部门排放量下降了20%。6月6日至9日期间，欧盟各地约有3.6亿人将投票选出来自各国政党的代表进入欧洲议会。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再次成为主要政党竞选宣言的突出焦点，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欧洲能源供应保障压力与日俱增，因此成为选民们的特别关注。Carbon Brief的分析显示，自上次2019年欧盟大选以来，葡萄牙、拉脱维亚和芬兰等相对较小的国家碳减排量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19年至2023年期间这些国家的电力部门碳排放量下降幅度名列前茅。马耳他和荷兰在增加可再生能源份额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荷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绝对增幅也是最大的。自2019年以来，只有三个欧盟国家的化石燃料使用量有所增加，即马耳他、克罗地亚和立陶宛。除以上国家外，欧盟几乎所有国家的化石燃料发电量均有所下降。欧盟所有国家的电力系统都比2019年更清洁，欧盟可再生能源份额从2019年的34%增加到2023年的 44%。
• 23.碳交易机制和双积分政策有利于出租车行业的碳减排。 Zhang等人于2024年6月在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期刊发表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athways for taxis based on the whole life cycle文章。交通运输行业是城市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其中城市出租车由于行驶距离较长，在城市交通碳排放中占比很大。因此，出租车的碳减排意义重大。该文章通过引入碳交易机制和双积分政策，提出了出租车全生命周期的碳减排路径。同时，文章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和预测北京市城市出租车在不同碳减排路径下的发展趋势和碳排放变化。研究发现：第一，将出租车运营企业纳入碳交易主体范围，可以加速出租车的电气化进程，使北京燃油出租车的数量提前3年降至零。第二，从汽车生产企业实施双积分政策的情况来看，能源供应企业和出租车运营企业实施碳交易机制的碳减排效果最好。与基准情景相比，北京出租车行业从2010年到2030年累计可实现碳减排602.6万吨。第三，提高基准碳价和新能源汽车信用基准价格有利于出租车行业的碳减排。较高的碳基准价格加速了出租车的电气化进程，并激励能源供应企业减少了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
• 24.碳足迹管理体系实施方案落地。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等1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中国碳足迹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制定出台100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到2030年，碳足迹管理体系更加完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制定出台200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覆盖范围广、数据质量高、国际影响力强的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基本建成。碳足迹的有效管理有助于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深度低碳、高碳减排等领域蕴含长期投资机遇。聚焦A股碳中和产业链龙头的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指数、聚焦用电侧绿色低碳龙头以及新能源设备商的中证新能源指数等相关行业主题指数受到市场关注。碳中和100ETF（562990）、新能源ETF易方达（516090）等跟踪上述指数的产品，可助力投资者布局板块未来发展机遇。
• 25.去产能政策具备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潜力。 Lai和Wang于2024年在Energy发表文章How coal de-capacity policy affects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关键。然而，中国2016年煤炭减产政策在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有效性仍不确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采用了一种新方法，即全球参考改进松弛度量(Global-MSBM)模型来评估可再生能源发展效率(REDE)，并应用双重差分(DID)方法来研究去产能政策对REDE的影响。他们还调查了推动政策影响的机制和相关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实施去产能政策显著增强了REDE，其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第二，该政策通过推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加强市场化来鼓励REDE。第三，去产能政策对环境法规更严格的REDE地区的影响更大。
• 26.数字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5月30日，王曦在《统计与决策》发表题为《数字新质生产力、国内国际双循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文。文章指出，数字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创新变革新范式，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鲜有文献将数字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同一理论框架展开研究。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如下拓展：从理论与实证层面系统考察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补充已有文献的不足；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国内国际双循环在二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展开细致、全面的研究，深入分析数字新质生产力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黑箱”；依据研究所得结论，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本文通过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显示：第一，数字新质生产力能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第二，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在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即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循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数字新质生产力在东部地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更强。
• 27.“双碳”目标下农业碳汇价值实现的规范逻辑与制度优化。 胡锋于2024年5月10日在《南方金融》期刊上网络首发了题为《“双碳”目标下农业碳汇价值实现的规范逻辑与制度优化》的学术论文，为激励农业碳汇产出，有效发挥农业碳汇在气候调节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双碳”目标如期实现，文章在阐述农业碳汇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及规范逻辑的基础上，对我国农业碳汇价值实现的规范现状进行梳理和检视，进而探寻我国农业碳汇价值实现的法治路径。农业兼具碳排放和碳汇双重属性，既能通过碳减排助力碳达峰，又能借助碳增汇贡献碳中和。深度挖掘农业碳减排潜力并激励农业碳汇产出是实现农业碳中和、进而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关键所在。为此，要加强农业碳汇法治保障，巩固和提升农业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并促进农业碳汇价值实现。具体而言，要建立自上而下的协同立法模式并加强农业碳汇相关立法的内部衔接与协调；采取集中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行政监管体制，建立农业碳汇交易“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机制；明晰农业碳汇产权归属，从国家制度框架、地方政策体系及具体规则设计三个维度构建农业碳汇市场交易机制；适度发挥司法能动功能，建立农业碳汇司法救济机制；健全农业碳汇生态保护补偿、社会多方参与等配套实施机制。
• 28.借助人工智能推动能源转型。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学术界对其经济和环境影响的兴趣。Lee等人于2024年5月在Energy Economics期刊上发表的文章Leveraging the powe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ward the energy transition: The key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利用2005-2019年全球64个国家的数据，评估了人工智能对能源转型的影响，构建了衡量数字经济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数字经济在人工智能和能源转型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对能源转型有积极影响，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能源转型的水平也有所提高。其次，数字经济在强化人工智能对能源转型的影响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最后，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在人工智能推动的能源转型中表现出不同的效果，对资源依赖型国家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些发现为旨在推进能源转型、解决区域能源差距和实现低碳发展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具体的见解。
• 29.“新质生产力+建筑碳中和”赋能绿色园区。 据上观新闻5月31日文章《新质生产力+建筑碳中和赋能绿色园区》报道，5月30日下午，2024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特别活动在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举行。在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欢成致辞，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读懂新质生产力》主编朱克力作主讲嘉宾。江欢成认为应该积极拥抱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时加强跨领域合作，与能源、环境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建筑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国研新经济硏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从他主编的新书《读懂新质生产力》展开，从理论角度阐释了何谓“新质生产力”，并通过“一个基点”“两大抓手”“三破三立”“四维创变”以及“五新驱动”这五个背景议题具体介绍。他认为，需要通过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新市场主体、新协作方式以及新治理体系协同发力，构筑新经济生态系统，激发新质生产力，而建筑行业在基础设施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 30.中国大力推动商用电动汽车发展。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3月12日估计，在乘用车方面，电动汽车在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占全球汽车销量的20%。中国和欧洲遥遥领先。但电动商用车市场受到的关注较少。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努力了好几年，现在看来这些努力正在取得成效。去年12月，中国轻型商用电动汽车占据了16%的市场份额。这些数字看起来似乎不大，但重型卡车被认为是最难通电的领域之一。在中国的重型卡车数据中还有另外两个有趣的故事情节。首先，氢燃料电池终于让人感觉到了它们的存在，12月份售出了1000多辆燃料电池驱动的重型卡车。这是迄今为止最高的数字，是上个月的两倍多。中国正在为卡车制造商提供非常慷慨的激励措施以部署燃料电池汽车，市场也开始做出反应。燃料电池卡车仍面临许多挑战，一旦补贴到期，销售可能不会以这种速度继续下去。但很高兴看到一项多年来一直承诺的技术终于获得了一些发展。消费者对乘用车方面的燃料电池兴趣不大，但该技术仍可以在一些较小的卡车运输应用中发挥作用。第二，电池更换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卡车的销售。BNEF分析师Mi Siyi最近汇编了所有在中国销售的可更换电池汽车的数据，发现虽然更换仍然是乘用车的利基技术，但去年在中国销售的所有重型电池电动卡车中，几乎有一半都有可更换电池。其中许多卡车在工业场地、港口仓库、矿山和炼钢厂作业。配备可更换电池的轻型商用车也在城市交付中使用，BNEF预计，随着更好的经济性和更严格的排放要求将更多的注意力吸引到电动车型上，该领域将有更多增长。

主    编

杨梦琦 mqyang97@163.com

责任编辑

贾寰宇 jhy13261692355@163.com

潘  婷 1729948798@qq.com

观点摘要仅用于学术交流，原文版权归原作者和原发刊所有